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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5年四届人大,毛主席为何专门追问陈永贵吴桂贤的任命

1975年1月,中南海。毛泽东的眼睛已经几乎看不见了,说话也含混不清,但在人事上,他的脑子异常清楚。他把周恩来叫到跟前,问了一句很短的话: 陈永贵和吴桂贤的命令,下了没? 周恩来答得也短:通知早就下了,就等着选举了。 这句话回答的内容是程序。1975年1月17日,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出了任命决定,十二位副总理里,陈永贵排在第七位,吴桂贤也在名单里。按正常组织流程来看,这道命令确实走完了所有该走的

1975年四届人大,毛主席为何专门追问陈永贵吴桂贤的任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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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5年1月,中南海。

毛泽东的眼睛已经几乎看不见了,说话也含混不清,但在人事上,他的脑子异常清楚。

他把周恩来叫到跟前,问了一句很短的话: 陈永贵和吴桂贤的命令,下了没?

周恩来答得也短:通知早就下了,就等着选举了。

这句话回答的内容是程序。

1975年1月17日,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出了任命决定,十二位副总理里,陈永贵排在第七位,吴桂贤也在名单里。

按正常组织流程来看,这道命令确实走完了所有该走的环节。

但毛泽东关注的,从来不止是那张印着文字的通知。

要弄懂他为什么揪着这一点追问,得先捋清楚这两个人是怎么被纳入那份候选名单的。

陈永贵是山西昔阳大寨的普通农民。

大寨坐落在虎头山脚下,土层薄石头多,解放初期每亩地打粮不到八十斤。

1953年冬天,他领着村民在一条五百多米长的山沟里忙活四十八天,整出了五亩平整耕地,后来又一块一块把荒坡改造成了梯田,到1956年每亩地产量升到了三百四十九斤。

1963年大寨遭了七天七夜的暴雨,房子塌了一多半,陈永贵不肯要国家的救济粮款,当年社员分到的口粮有四百斤、上交国家的粮食有二十四万斤,两项承诺都兑现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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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泽东后来在一份上报材料上批过一句话:“穷山沟里出好文章。

” 吴桂贤是另一类成长背景。

她是河南巩义人,抗战期间跟着家人迁居到陕西,1951年进西北国棉一厂细纱车间做挡车工。

她报名的时候年纪没到要求,隐瞒了岁数才顺利进厂。

细纱车间的活计,接线头要快,断纱头要少,手上的本事掺不了假。

她后来接下了赵梦桃小组的组长担子,从基层先进工作者一路当选到中央委员。

1974年8月,她到北京参加会议,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批示“陈永贵、吴桂贤两同志留下参与政治局工作”。

她后来才知晓,最初的提名是周恩来提的。

这两个人身上有一样共通的特质:他们的“任职资历”不在摞成堆的文件里,在耕种的土地上和运转的机器旁。

但“副总理”的职务落到他们头上,并不是顺理成章就能成的事。

陈永贵第一次听到这个安排,是在周恩来的病房里。

四届人大召开前,周恩来把他叫到医院,一开口就说:这次找你来,就是商量人大的人事安排,你要提前做好准备,出任国务院副总理,把大寨精神推广到全国。

陈永贵愣了好一会儿,说自己文化水平不高,胜任不了。

周恩来脸色沉了下来,说了一句后来被很多人熟知的话:“看你永贵,你是不是党员?

是党员就得接受党的安排。

” 吴桂贤那边,拿到副总理候选名单的时候也没觉得高兴。

她找到周恩来,说的是:“我太年轻,工作经验也不足,恐怕干不好这个工作。

”周恩来没有特意给她鼓劲,只是如实告知:这只是初步的候选名单,能不能最终选上,还要看大会的选举结果。

命令确实是正式下发了。

但“下发了任职命令”和“实打实胜任岗位”之间,隔着很远的距离要走。

陈永贵搬去了钓鱼台三号楼。

地毯脚感厚重,踩上去完全听不到声响,走廊静得人心里发慌,桌上常年堆着永远处理不完的文件。

他曾跟身边人吐槽,自己不是守在北京守着文件过日子的那块料,最擅长的事是往基层跑。

他给毛泽东写了封信,提出自己要执行“三三制”:三分之一时间留在中央工作,三分之一到全国各地调研,三分之一回大寨参加田间劳动。

毛泽东在信上批了七个字:“钓鱼台无鱼可钓。

”1975年5月3日,毛泽东召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开会议事,握着陈永贵的手说:“你的信写得很好……不要住在钓鱼台,那里没什么鱼可钓,你和吴桂贤都从里面搬出来。

” 吴桂贤这边的处境,是另一种说不出的窘迫。

她当上副总理之后,工资关系仍然留在原来的国棉一厂,每个月能拿到六十七块二的薪水。

中央开会喝茶水要交三毛钱的茶费,她舍不得掏这份钱,干脆就不喝,别人问起的时候只说“自己不爱喝茶”。

当初来北京开会,换洗衣物和足够的粮票都没带够,头一个月伙食费就花了六十多块,吓得她赶紧去找炊事员调低伙食标准。

她就是个普通的纺织女工,当年三十七岁,从生产车间直接坐到了国务院的会议室里,中间连一点过渡缓冲都没有。

她分管纺织和卫生两个领域的工作,遇到拿不准的问题就往工厂跑,去找一线的挡车工咨询意见。

毛泽东问“下了没”,问的不是周恩来有没有下发通知。

他反复考量的,是让工农出身的人在最高管理层拥有实际的履职位置,不是摆出来当样子的。

如果任命名单只停在纸面上,相关程序只走个过场,那道命令在他眼里就跟没下发没有区别。

周恩来比谁都清楚这层考量,但他也更明白另一层道理:施政意图一旦落进具体程序里,落到具体的人身上,就不会是整齐划一的。

所以他签完那份任命通知之后,把秘书叫到跟前,补了两句话:陈永贵同志那边,问问住的地方还合不合心意;

吴桂贤同志那边,看看有什么实际的困难,能解决的先帮忙解决。

下达命令不过是签一张纸的事。

纸张背后的分量,要当事人用往后的日子慢慢去扛。

陈永贵后来提出过一些急于推广的农村工作方案,拿到政治局讨论的时候,没能获得通过;

吴桂贤在中央任职的时间也不算长,后来回到了陕西,重新做回工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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